江歌刘鑫案:社会舆论也需要容忍反对声

2017-11-14 criticism

关于江歌刘鑫案大家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我还是怀着某种希冀写下了这篇洋洋洒洒五千言的评论。我写下这篇文字并不是为了表达多么与众不同且独到的观点,而是觉得在这个信息泛滥、“人人充当法官”的后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多一些自己的思考,在理性的范畴内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学会容忍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我一直标榜和向往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这样要求的。欢迎对本文进行批评,但谢绝谩骂和诋毁。在这个时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是那么稀缺。

一、“道德审判”与“签名请愿”

可以想象,这几天“道德犯”刘鑫和她的家人一定很不好过。他们的个人信息早已被江歌的母亲公布在了互联网上,各大媒体、自媒体的讨伐早已漫天遍地,而网友们毫不遮掩的“人性审判”早已将这一家人几近“千刀万剐”。毫无疑问,一场来势凶猛的“网络暴力”已完全达成了它的“暴力指数”,KPI超额完成。连亲爱的新媒体女王“咪蒙”都在公众号里直言不讳“这是我第一次支持网络暴力”,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论述本文涉及的基本观点之前,有必要先在道德层面上表个态,这样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纷争。以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以及徐静波先生查看卷宗发出的相关声音来看,死者江歌确实很无辜,犯罪嫌疑人陈世峰确实行为恶劣,刘鑫和她的家人确实存在“人性上的缺失”和“道德上的败坏”,江歌母亲虽然有些做法不对但确实值得同情。在道德层面上,我的观点和大家一致:陈世峰犯罪情节恶劣“罪不容诛”,刘鑫及其家人“人性泯灭,不配做人”,江母实在值得同情。

但我不认为存在陈世峰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这个问题,不觉得刘鑫和她的家人应该“去死”。前者是站在法律层面上,因为一旦涉及到“死刑”这个词,我们实际上已到达“司法量刑”的层面,因而,一旦你使用了“死刑”这个词,你其实已经在司法层面讨论这个问题了。在法治社会,一切道德都没有判处任何一个人死刑的权利。所以当我们谈论“死刑”这个刑罚,不存在应该不应该。后者是同时站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看待。道德允许公众和舆论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道德,它可以批判某个人但没有资格去对他采取暴力,更没有资格让他“去死”。人的生命权是人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权利,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对其进行剥夺,在有死刑的国家,只有严格的司法程序才能剥夺特定人的生命权。道德允许批判,但道德拒绝任何“暴力”,因为“暴力”本身就是极端不道德的。翻看了一下咪蒙的公众号,她显然是用错了“网络暴力”这个词,因为她本身支持的是对不道德的批判,我想她也不会认为刘鑫“该死”,所以自媒体人表达态度还是应该规范一下用词。“网络暴力”永远不值得支持,当然“网络批判”除外。

接下来,回到重点。毫无疑问,在这场互联网世界大声讨过程中,“江歌案”俨然变成了“刘鑫案”,“道德犯”刘鑫和她的家人由于“人性过错”被置于这场风暴的中心。于是,谩骂声袭来,有兴趣的朋友去微博上随便一搜,“去死吧”、“全家都该判死刑”之类的评论比比皆是,这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网络暴力”了,丝毫不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个人非常不喜欢“暴力”这个字眼,更喜欢“网络暴力”这个词,因为它们会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另一个词“以暴易暴”。“暴力”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因为不管何种形式的暴力,于情于理都是难以理解的。前面说过,对于“网络批判”我并不反对,既然在道德上有缺失,该批判的还是应该毫不留情地批判。如果针对这么一个“人性缺失”大众都毫无所谓,我反倒会觉得悲哀。如果真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刘鑫确实需要好好批评教育一下,而她所需承受的显然可以算做为她的行为所付的“道德税”。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种批判是需要掌握限度的,而现在显然早已超出限度了,因而“网络暴力”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下面来谈一下江歌妈妈发起的“陈世峰死刑签名请愿”问题。第一次听说“签名请愿”是在好几年前,那次针对的是著名的“朱令案”,网友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发起签名请愿,要求“驱逐朱令案犯罪嫌疑人出境”,我也参与了其中,签名很快破了10万,但得到的官方回复是这个问题美国政府管不了。这次江歌妈妈发起的“陈世峰死刑签名请愿”出发点很好,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而且日本有不少这样的做法,虽然对审判影响不大,但足以让大家明白“公道自在人心”。

本次“签名请愿”唯一让我觉得困惑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很多文章和微博明明通篇都在揭露和分析刘鑫及其家人的“人性丑陋”,但结尾却在呼吁大家去为“判陈世峰死刑请愿”签名。这里让人感觉有绑架舆论之嫌,舆论的焦点是刘鑫的“人性确实”,但很多自媒体的目的却转到对陈世峰的死刑上。显然,在这场舆论中对刘鑫的揭露和批判才是最大的热点,公众的情绪是被刘鑫的“不道德”点燃的,而其燃烧的终点却是“陈世峰死刑签名请愿”。如果一篇文章对嫌疑人进行通篇揭露,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深表同情,在这种造势下鼓动大家去签名,这无可厚非。但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从刘鑫的角度看,在前男友陈世峰杀人这个行为中,她本身就是受害者,因而这显然存在一定的舆论误导。针对这个问题,我不想谈过多,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只是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如果非要你死我活地争论一番,显然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就此打住。

二、舆论与司法的边界

首先声明一下,在此处谈论“舆论与司法的边界”并非针对“江歌案”,而是试图单纯探讨一下“舆论”和“司法”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两者并非完全孤立,它们存在一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通常为大家所误解。“江歌案”还远远没有达到舆论干扰司法的程度,即便想干扰,在技术和现实层面上不太好实现,毕竟日本的司法跟国内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抗干扰”上是如此。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存在“舆论干扰司法”的问题,因为即便构成所谓的“干扰”那也应该是司法自身的责任,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司法体系独立且完善且权威”的前提下。众所周知,我国司法相对来说就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极易受舆论干扰。当然,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在新时代,这方面应该会有所改观。有些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有探讨的必要,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在卷宗完全公开之后,很多细节完全可能跟之前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发生反转,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药家鑫案,作为微博众媒时代典型的社会舆论干扰司法案例,直到今天它依然作为“舆论绑架司法”教训之一,成为媒体界挥之不去的阴霾。药家鑫交通肇事后将伤者捅死,其情节不可谓不恶劣,于是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所有的网友都成为法官,而且每个法官都一致认同“死刑”。虽然社会舆论中一直存在理性的呼声,但却很快淹没在非理性的大潮之中,舆论抢先一步判了药家鑫死刑,以致连原告律师也参与舆论造势和诽谤之中,最终药家鑫被判处死刑。药家鑫顺“民意”而死,但两家的生活彻底被打破,一次次被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这些过错广大网民能承担吗。

群体从来都是癔病的策源地,而舆论本身并不代表正义,甚至有时走向反面,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比如佘祥林蹲了11年冤狱,舆论也是主要推手。甚至在在押期间“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了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从速处决”,好在当时湖北省高院坚决撤销一审判决,不然此等天大的冤案再无补救的机会。当然,另一个众人皆知的反例莫过于雅典公民对先哲苏格拉底的审判,民众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早已成为雅典和雅典公民最大的过错和羞耻。一个无罪的人在舆论干扰下被判有罪,一个本达不到极刑标准的人在舆论干扰下被判处极刑,这都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尚不健全和规范的国家,司法显然更容易受到舆论干扰,因而保障司法独立显得更加重要。这次的江歌被杀案发生在日本,倘若发生在中国,司法很难说不会受到舆论的引导,当舆论引导了司法,司法早就失去了它的本来目的。

舆论不但已经判了犯罪嫌疑人陈世峰死刑,甚至更进一步,干脆把“道德罪犯”刘鑫一家都判了死刑,因而此时的舆论早已是非理性的了。在这种氛围下,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被迅速淹没,任何异议者都会被“代表正义”的民众争相讨伐,异议者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被看成是“三观不正、没有良心”的畜生,癔病已经泛滥成灾。

毫无疑问,司法公正是对罪的最好救赎。但舆论的作用呢?目前比较广泛的观点认为,“司法有义务避免舆论干扰,但舆论没有义务、也不该因为害怕『干扰』司法就主动停止发声”,个人觉得这有些谬误之嫌。因为所谓“司法公正”并不是“不作为”就能达到的,它是“有作为”的,而且这种“有作为”是需要各方共同达成的。所谓“知法守法护法”,在这个层面上其实公众和公众舆论是完全有义务的。司法有义务引导舆论走向合理的司法程序,而舆论本身也有义务配合司法的公正。个人觉得,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应该达成这样一种默契,即:有必要在舆论参与下制定好完善的司法程序,一旦这种司法程序被认可,舆论所要致力的应当不是“舆论审判”,而应极力推进司法程序的正常运作。当你坚信司法程序能给罪犯一个公正的审判,又有何必要去极力地要求法院对其判处某一项特定的刑罚。如果你这样要求了,便说明司法程序本身是不令人满意的,在此种情况下,舆论应当发力于推动司法改革,因为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三、谁来制裁人性?

“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这是咪蒙那篇被转疯了的关于江歌案的微信图文标题,但很遗憾她并没有给出解决方式。是啊,人肉不对,网络暴力不对,面对丑恶的人性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听之任之,难道只能付诸于所谓的“理性”。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试图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至少提供一些自己的见地,因为正义需要伸张,而人性之恶也需要批判和鄙弃。

其实,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已经基本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网络批判”我并不反对,既然在道德上有缺失,该批判的还是应该毫不留情地批判。没错,我主张“批判”,在一定的尺度内进行批判,但千万不要上升到“暴力”的尺度。批判的意义在于,在公众舆论范围内创造一种正义的氛围,声明和普及一种“核心价值观”,以此支援受伤者,同时对恶者施加一定的压力,促成恶者的认错和改邪归正。

如果她还不改邪归正,是不是应该采取“暴力”的做法?我的回答是“绝不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暴力”是很难真正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生活中存在一个“小人”,真正的对待方式并不是直接冲上去骂他或打他一顿,因为这样的做法通常会适得其反。对待“小人”,我们应该采取孔夫子教授的方法,即“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暴力”是“以怨报怨”,所谓“以直报怨”是指用正义的方式去解决,也可以说是进行说教,也可以采取孤立的方式。你觉得一个人很不爽,最好的方式是不去理睬他,去孤立他。孤立代表一种态度,再傻的人也会有所警觉,否则便完全被一直孤立下去,丧失人的“社会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被开除“球籍”。正义之所以为正义,不在于妥协,而在于态度。态度是对一个人的品性最好的评判,当然对于内向性格者除外。

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是没能给出确切的回答。的确,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不论怎样,只要这个社会的善意和正义一直普照,那些人性的丑陋终将退缩到难以容身的角落。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会的,虽然这个世界的“恶”或许永远无法消除,但只要这个世界的“善”比“恶”更多,这个世界就依然有希望。

林墨含
2017年11月14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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